2026年10月26日，戈治均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离世，享年90岁。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发布的讣告里，称他为“人民表演艺术家”，末尾八个字是“崇德尚艺、淡泊名利”。乍一听像是惯常的褒词，可放在他身上，这笔账是一笔一笔对得上的。
对大多数观众来说，戈治均这个名字有些陌生。但只要提起《秋菊打官司》里那个两头说和的李公安、《走向共和》里的荣禄、《龙年档案》里的龙福海、《白鹿原》里的鹿泰恒，那张写满沧桑的脸立马就浮现在眼前。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很鲜明：隐忍、老练、有城府、不显山露水。他一辈子把自己融进形形色色的角色里，做到了“戏比天大”。
很多人不知道，戈治均身上有种“错位感”。他1936年8月出生在山西运城，大学读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。那个年代，水利是炙手可热的热门工科，毕业就意味着捧着铁饭碗。可他心里还揣着别的念想——喜欢画画，喜欢演戏，经常泡在戏剧活动里。
1959年底，刚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从高校抽调文艺骨干，他没跟家里商量就报了名，1960年3月正式进入西影厂演员剧团，从事演员、编剧、导演工作，甚至连造型化妆都干过。1964年，他调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，这一扎就是一辈子。丢下铁饭碗转行，这份执念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
进了剧院，他什么活都干。台前演戏，幕后拉大幕、搬道具、收拾灯光；剧本不够他自己写，导演缺人他顶上。话剧舞台一待就是三十多年，《雷雨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万水千山》都演过，也演过一堆连录像资料都没留下来的角色。直到1986年，他才第一次踏入影视行业，参演剧情电影《两对半》。1987年，他在张艺谋执导的《红高粱》中担任配音，也由此结下更多缘分。
1992年，《秋菊打官司》上映，获奖无数。片中那个总跟在讨说法的秋菊身边、用人情两头说和的老好人警察“李公安”，成了戈治均人生第一个高光角色。那一年，他56岁。这个角色戏份不多却琐碎，夹在官方与民间之间，处在法和情的中间地带，相当不好把握。更何况很多表演是在真实生活里取景，拍摄现场常常只有他一个专业演员，其余都是当地乡公所的真实人物，他必须迅速而严丝合缝地融进去。浓重的陕西口音、温厚隐忍的姿态、对家长里短的那份熟练，他全做到了，演得太不露痕迹。
这份缘分延续到了多年之后。2001年，戈治均凭电影《押解的故事》拿下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，那一年他65岁，是货真价实大器晚成的影帝。片中他演的依然是基层民警，依然叫李公安。这部戏拍得苦，西北取景赶上沙尘暴，风沙大到人睁不开眼，因为资金紧张剧组不敢停工；他自己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还没恢复，也得顶着风沙上。可即便如此，评论仍形容他的表演“更加圆熟、老到，十分生活化”。导演齐星后来回忆说，戈治均是一个有贵族精神的人，内心充满力量。
拿到影帝之后，他很少渲染这件事。他谦虚地说：“在获奖后的好一阵子里我都感觉手足无措，不知说什么，也不知干什么好。”这不是故作姿态。获奖之后，他依旧在影视剧里演公安、演村长、演老者，连扮演个局长都算是“升官”了。他不把自己摆在角色前面，这大概也是他从理工科转到表演行当之后，一直保持低调的原因。
2017年，电视剧《白鹿原》播出，81岁的戈治均饰演鹿子霖的父亲鹿泰恒。此前他已经六年没拍戏，可往那儿一站，自带的岁月沉淀就和人物长在了一起。鹿泰恒是原上辈分最高的长辈之一，精明、要脸面、讲规矩。观众记得他坐在堂屋里不说话的样子，也记得他拎着拐杖发火的样子，那点体面和不甘，全写在脸上。播出期间他接受采访，无意中说了句“电视剧《白鹿原》应该是我的封箱之作了”，当时没人在意，结果真成了他最后一个重要角色。此后他在《初婚》中出演艾爷爷，就几乎再没有新作品。
所谓“大器晚成”，夸的往往是一个人熬到了出头那天。可戈治均更像是在一条自己选定的窄路上一直走，走着走着，天自己亮了。他没能让多少人记住名字，却让一个个角色活在观众心里——这大概是一个演员最体面的活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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